本書超越清代官修《明史》框架，上溯明末清初史家對明代史的建構與論述，拓展微觀檢視和宏觀評價明史學的視野。書中取擇八位具代表性史家，一一探析他們著史的真知灼見和偏見盲點，進而提出釐清史實和均衡史論的建議。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吳振漢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作者專研明清至現代史，已在此領域發表數十篇學術論文，遍及政治、經濟、文化、學術各方面，有志於深入淺出、科技整合的教研工作。


目錄
自序
導論

**章 翰林史學
**節 錢謙益所撰碑誌史事考辨
一、前言
二、撰述動機與筆法
三、國變前案例解析
四、入清後案例辨析
五、餘論
第二節 翰林史家黃景昉的明史學
一、前言
二、交遊、仕途與學術
三、國變前的史論
四、入清後的反思
五、餘論

第二章 縉紳史學
**節 夏允彝的師友與史學
一、前言
二、生平與師友交遊
三、師友間的理念交流
四、史識與史學
五、餘論
第二節 清初遺臣李清之明史學
一、前言
二、生平與閱世
三、考史學之建構
四、論史之核心價值
五、餘論

第三章 補官史學
**節 黃宗羲的南明史學
一、前言
二、經史之學的特性
三、南明史著之史源結構
四、疑議史實辨證
五、餘論
第二節 錢澄之晚年境遇與史識傳佈
一、前言
二、垂老際遇與史識內涵
三、困境突破與人際網絡建構
四、史識的傳承與實踐
五、餘論

第四章 布衣史學
**節 書生論政——許重熙《五陵注略》事件之探討
一、前言
二、生平與《五陵注略》之特色
三、《五陵注略》被禁之原委和影響
四、文禁後的調適與更新
五、餘論
第二節 清初遺民文秉之史著與史學
一、前言
二、生平與閱歷
三、史著的撰寫次序和史料結構
四、史學的特色
五、餘論

總論
附錄
徵引書目
收回

序
序

　　史學史可謂是史學研究的根本。若不先釐清作史者的背景、流派和價值觀，非但無法掌握其論著要義，甚至可能會被其誤導而不自知。然而若非經年累月批覽史著，對照研析，決難輕易參透過往史學的內涵和流變。本書原始動機即是希望總結筆者多年教研經驗，給初治明史者提供一定向指南。惟深入探究此一主題後，筆者發現每位選定之研討對象，除具共通時代特質外，各有不同素養、處境和史識，必須從個別獨特角度加以闡發。研究過程中，自覺偶獲管見心得，亦冀能與久治明史同好分享切磋。總之，明代史學史園地尚稱荒蕪，投石問路，前景可期。

　　民國一○○年，中央大學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劃」經費補助，鼓勵跨系合作研究，於是中文系王次澄主任和歷史所王成勉所長便以「世變下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化」為主題，申請為期長達四年之總計劃，筆者亦獲邀參與其中分項子計劃，題目設定為明清之際的史家與明史學之研究。計劃執行期間，先後完成〈清初遺民文秉之史著與史學〉、〈黃宗羲的南明史學〉、〈夏允彝的師友與史學〉、〈清初遺臣李清之明史學〉、〈書生論政─許重熙《五陵注略》事件之探討〉等六篇論文初稿，已分別在計劃成果發表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報》中陸續發表。計劃結束後，筆者再撰成〈錢謙益所撰碑誌史事考辨〉和〈錢澄之晚年境遇與史識傳佈〉二未刊稿，此系列研究方堪稱首尾完具，大功告成。在此要感謝中央大學校方的行政支援、文學院諸先進同事的提攜引領、本書二位外送審查人的客觀中肯修正意見，以及江偉祥、許子珩兩位同學分別在計劃執行和彙整成書不同階段的悉心協助。

吳振漢 誌於文二館342室

導論

　　現代學者初治明史，往往從清代官修《明史》入手，而該書又多因襲明清之際史家的觀點和論述。這些孤臣遺老固係明代敗亡的親歷見證人，但身處其境，亦不無視角盲點和特殊價值取向；更何況他們的證詞，還曾經由《明史》館臣依據政治考量加工修整過，其間偏見隱諱時現疊出。因此如欲深入一窺明帝國盛衰梗概，勢必得追本溯源直造**代明史回顧反省者之堂奧，探析他們的史學與史識。鑒於明清之際究心檢討國家興亡的史家人數眾多、流派紛雜，本書依出身背景和任官資歷，區分翰林史官、仕宦縉紳、南明補官、布衣史家四種類型，再由其中各擇兩位具代表性學者為研究對象，從他們經典性著作中，檢視其史才、史觀，闡明其心態、心聲。

　　本書所界定的「翰林史官」，係指進士及第、館選入翰林，擔任過編修、修撰官職的文人。他們殿試名列前茅，又肩負官修《實錄》、《會典》等史職，時人常艷稱為「太史」。翰林史官們亦頗自負，以秉筆國史為己任，睥睨一般的史家。譬如後文研究個案之一的黃景昉（1596~1662）在所著《國史唯疑》中稱：

　　王弇州（世貞）以高新鄭（拱）之持其父卹典也，啣之。徐華亭（階）因得收為德。《首輔傳》敍高多醜詞，至誣以賕賄。即如順義款貢事，何等大功，僅一、二語及之。孫月峰（鑛）謂語出弇州，多不足信，信然。文士視名臣分量終別。

　　景昉認為即使明代史學翹楚王世貞（1526~1590），囿於未入翰林、無緣內閣，對首輔高拱（1512~1578）歷史功過評價仍無法到位。翰林官員侍從皇帝、廁身中樞，自許具備縱觀全局、權衡輕重之高度，難免對其他文官出身史家的判斷力有所質疑。

　　「仕宦縉紳」含括具進士、舉人高等科舉功名，又有仕宦經驗的文官。他們見多識廣，且富政治實務歷練，既與孤高清要的翰林侍從近臣不同，又和雜流佐貳官員或布衣百姓學者的不識國家大政祕辛有異。仕至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即言：

　　國史之失職，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修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于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從考而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史失求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輕聽而舛，其人生長閭閻間，不復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

　　言下之意，廟堂翰林和草野文士所記各有所蔽，似唯有縉紳高才方能綜覽群書、折衷眾議，理出國史頭緒，裁定今昔是非。

　　「南明補官」則指僅具生員、監生等身分，在正常時代本無任官資格，因南明偏安政權用人孔急，故夤緣際會得以出仕的文官。他們大都堅苦卓絕、熱心報國，勇於干犯政治禁忌，忠實記錄南明史事、人物，甚且進而檢討明代衰亡的癥結。明清之際**學者黃宗羲（1610~1695）即為此類人物中之一員，他倡言：

　　為說者曰：實錄，國史也。今子無所受命，冒然稱之，不已僭乎？臣曰：國史既亡，則野史即國史也。陳壽之《蜀志》、元好問之《南寇錄》，亦誰命之，而不謂之國史可乎？……其曰鈔者，非備而鈔之也，鈔之以求其備也。

　　宗羲豪氣干雲，以史事自命，並不認為私家野史必遜於官修國史，甚至反可補正史的不足。端賴這批勇敢果決的遺臣，在文字獄氛圍裡毅然命筆，南明行朝史跡方不致湮滅。

　　「布衣史家」泛指從沒任官經歷的學者。明末《邸報》抄傳甚廣，一般知識人亦可經此管道，獲悉原始奏疏和朱批內容，布衣史學遂蔚為風氣。此輩青衿布衣自知人微言輕，著史作序時常謙稱：「以備修史者採擇，亦未必無小助」、「願附芻蕘之末，以供縉紳之一助」，似自甘附屬陪襯翰林、縉紳史學。其實則不然，如曾參與纂修《神宗實錄》的董其昌（1556~1665）為同鄉生員許重熙（1578~1665）寫序時言：

　　孔子大聖，猶云紀定、哀之事則微；乃欲操觚者，執鑿齒之論、持孫盛之辭，有駭而卻走耳。故末世以史為諱，諱於近也。重熙沉雅篤信，動以古誼自程。……斯言可以破諱近之疑，可以鏡治朝之概。有志當世者，可人置一編於座隅。

　　其昌歷官翰林系統要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洞悉官方修史之利弊，鄭重推薦有志之士，購置重熙所著史書，「以破諱近之疑」，應非違心之論。

　　當今對明末清初明史學研究已有顯著成果，惟可能因教研需求，明、清分別被規劃為兩個不同的斷代史，所以明史學探討也往往被區分成兩個段落處理。然明朝由衰敗迄滅亡乃**動進行之過程，至少至崇禎朝已敗象難掩，於是引發先驅史家注意，追究由盛轉衰的情由。鼎革後的歷史學者，基本上延續著這些已開發出如黨爭、貪腐、外患等脈絡，繼續深究亡國罪責。有鑑於此，本書視明清之際為一體，透過八項個案，檢視此時段明史學的研究進程。

　　另一方面，現代研究卻多將明末清初的明史論著一概而論，不加區分的總結出此時期的史學趨勢和特質。即使有學者以政治傾向和地域分布，來區隔當時史家群體的差異性，但似又低估了明清之際文人思想深度和交流廣度。清初知識份子受到文字獄的強力制約，並不容易辨別其深層政治意向；而晚明黨社結盟活動頻繁，亦早已超越狹隘地域局限。本書因此選擇易清楚界定的出身背景，作為分類標準，並於其間依出身（翰林史官、仕宦縉紳、南明補官、布衣史家）分別挑出共八位具影響力史家，深入探析其生平事蹟和學術貢獻，冀能管窺明史學雛型初建階段的時空環境，以及致力於此的歷史學者們之努力和成就。

　　本書參引之史料首先以研究個案主角本人的相關史著為骨幹，先經比對查證官方記載後，再精審從中解讀他們的治學脈絡和價值體系。若他們尚有個人文集留存，則可由詩文和書信裡，探求其深層心理狀態與微言大義。其次是他人對這些關鍵人物的記述，一面能補充他們本身著作無意或刻意缺漏之處；一面尤可從旁觀客體角度，檢視主角們的學養和行為。近年來，各種電子資料庫開發流行，只要關鍵詞掌握精準，不難索出這類他者之評述。此外，方志和族譜中也載有不少八位研究對象的家世和生平事蹟，不過其中不無誇飾諛墓之辭，須精心梳理研判後才能參酌援引。簡言之，本書試圖從堅實史料基礎啟始，縱向連貫明末清初史學流脈，橫向區分不同派別類型，開創研治明史學的新路徑，並由其中擷取經驗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