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今，日本正面臨外界嚴苛的批判。打從1970年代開始，全球就張大眼睛看著日本經濟的起飛發展，如今已過了四十多年。現在的日本經濟，可說正面臨瀕死的狀態。
在「我的履歷書」於《日經新聞》早報連載期間，2011年3月11日下午兩點四十六分，東日本遭受了大地震與大海嘯的襲擊。
當時我正在美國洛杉磯出差回國途中，飛機抵達成田機場的上空準備降落。機艙內的乘客不清楚陸地上發生什麼事，只察覺飛機高度一直沒有降低，不停地在空中盤旋。
不知過了多久才聽到機上廣播，由於東日本發生大地震而無法降落在成田機場，但也無法和塔台取得聯繫。最後為了避開險阻，終於在北海道的千歲機場著陸。然而千歲因許多臨時降落的班機而擁擠不堪，幾乎無法讓乘客從飛機上下到地面。就算機長頻頻催促，由於只有管制官在進行控制，機長後來也只能說：「實在束手無策。」
在機艙內等待很長的時間。下機時已接近午夜，可想而知，千歲附近的旅店全都客滿，最後我來到一家遠離市中心的溫泉旅館。
看了電視新聞的報導，淨是些讓人不敢相信是發生在現在、同樣是日本東北地方的受災慘狀。在千年才可能出現一次的大規模自然災害面前，人類是如此的無力與渺小，我只有愕然不已。
隔天早上，不管航空公司提供的替代班機是幾點起飛、要飛往哪裡，我心想，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趕回關西。
我很幸運地訂到早上**班飛往神戶機場的班機，於是立刻往神戶出發。
在這可稱之為「國難」的大災害發生的瞬間，我正好要降落機場；年輕時在旅途中遭遇的往事突然湧上心頭。
因為工作性質的緣故，我頻繁地旅行，並且常在旅途中遇到無法想像的事。
1968年6月5日，我在柏林機場聽說羅伯．甘迺迪於美國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活動中遭到槍擊。當時人們口中紛紛嚷著：「甘迺迪被暗殺了！」然後快步通過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那時距離1963年羅伯的兄長約翰．甘迺迪在德州達拉斯總統競選遊行中彈身亡，已經過了五年。羅伯當時受命為甘迺迪總統的司法部長，為解決當時美國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付出過許多努力。
在1962年秋天，撼動世界局勢的古巴危機中，儘管與當時蘇聯的赫魯雪夫處於對立，但羅伯仍尋求美蘇和解之道，避免發生戰爭；對內則積極參與廢止歧視黑人種族的公民運動，主張種族平等。
當甘迺迪總統提出新疆界政策，以「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些什麼」來激勵國民士氣。身為弟弟的羅伯則強調打擊腐蝕美國社會的黑手黨與廢除種族歧視，並在哥哥死後、詹森總統任職期間，主張美軍即刻退出越南戰爭。他懷抱著理想，身處於動亂的1960年代，起身面對各種困難與阻礙。
當甘迺迪總統、金恩牧師、還有羅伯．甘迺迪這些年輕的領導人物相繼遭受槍擊猝然犧牲，美國頓時陷入了恐慌。
對我們這些當時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說，美國那些因燃燒理想而失去性命的領袖人物，是英雄的化身。在那之後，世界各地掀起了追求真正自由的風潮，那些英雄人物成了學運和工運的根源，宛如《聖經》一般的存在。
能夠直接而敏銳地感受到那個時代氛圍的我，可說是非常幸運。
1979年，當時的韓國總統朴正熙遭到射殺，那時候，我正好要從首爾機場飛往歐洲。
事發之後，戒嚴令立刻被頒布下來，機場也遭到封鎖。在千鈞一髮之際，我得以走避到其他國家，也算是個寶貴的經驗。
在旅途中如此這般地見證了歷史重大事件，讓我在之後的有生之年，更深刻地感受到應該好好看清世界，並且要站在歷史的原點認真思考所有的事。
2010年元旦，我以專家小組與談人的身分，和幾位來賓一起到NHK電視台參加一個談話性節目，探討對今後日本該有什麼期待、國家應何去何從的。
在場每位來賓都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如果為當今民主黨的政權運作打分數，你會打幾分？」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三十分。」因為我認為身為民主黨政權中樞的官員根本不具備領導能力。
當時一起出席的國家策略大臣菅直人，就坐在我面前。鹽川正十郎和日本電產的永守重信給的分數比較高，每位參加者都說：「安藤先生分數打得好嚴格喔！」
但是，身為大地震後組織的復興構想會議成員之一，造訪災區、出席多次會議，我總是抱著失望與無力感，坐上返回大阪的新幹線。
不知是我的提案太過具體化，還是提出的數字讓政府想要避開執行上須負的責任，總之，經常是不會受到太多討論便無下文。
譬如說，福島遭受輻射的重大事故，今後應該如何思考能源問題？這對復興構想會議來說是相當重要的議題。我認為，如果現在我們依賴核能的比率占總能源的30%，那麼2030年就削減為15%，剩下15%中的7.5%以自然能源替代，另外的7.5%藉由節能減碳等折衷應對方式來摸索努力，然後再過十年，讓其餘的15%也完全以天然能源來取代，期望以三十年的時間，逐步利用替代天然能源汰換核能發電的方向來進行轉換。
三十年後能源抽取技術一定會有長足的進步，甚至也可能集合物理、化學和科學等知識，創造出新的能源。既有的核電廠隨著老舊敗壞自然必須廢除，期間處理核廢料的能力應該也會有確實的成長。
資源貧瘠的日本，**能勝過他國的，便是即使失敗也會從中學習，不斷痛下苦心，磨練出高水準的技術。
對於知識分子們要求核能全廢、立即採用天然能源替代等幾近歇斯底里的發言，我也抱著存疑的態度。儘管我不認為國家截至目前為止以國策來推動、仰賴核能做為主要能源的政策是正確選擇，不過因為實際上我們就是跟著這偏頗的政策仰賴著核電廠一路走來的，所以才要正視現實，花二十年、三十年逐步轉換主要能源的取得，不是嗎？
對一般企業與國民而言，能源的問題相當深刻。如果無法確保安定的能源供給，很明顯的，企業會捨棄這個國家，將生產據點轉移到外國。
已經有許多類型的企業出走國外，日本產業空洞化已難以煞車，失業率更是大幅提升。如此下去，連腳踏實地培養出來的技術也快走上絕路。
我們必須號召全國，對過去堆積到現在關於資源、能源、糧食、災害對策等問題，策略性地思考對策，在完成災區重建工作的同時，也應該把復興日本當作目標。
就是要趁現在，每位國民的思維都必須改革，我希望政治家們能夠痛定思痛，思考如何重建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的國家，如何永續經營，展開行動。無論政治家或官員都該分享彼此的智慧，為了帶領勤勉的日本國民走往正確方向，應捨棄利己狹隘的紛爭、面對現實、磨練國際觀、向歷史借鏡、取回公眾利益的精神，不斷地努力打拚。
為了再次喚醒這個國家曾有的光輝，全國上下應該團結合作，然後付諸行動。
